穆萨·蒂莫西·卡巴向安理会成员表示：“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一名前儿童兵，我在造成5万多名同胞死亡的内战期间被强行招募入伍……如果没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社会的关键支持，我不会取得如今的成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联合国的合作伙伴，于1863年在瑞士城市成立，旨在根据早先旨在保护冲突中民众的协议，保护平民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卡巴先生在联合国日内瓦举行的安理会成员会议上发表讲话，纪念1949年的这一时刻。当时，国际社会修订了三项早期公约，即关于保护战斗中受伤士兵、海上冲突受害者和战俘的公约，并增加了第四项关于保护受战争影响的平民的公约。卡巴先生表示，作为一名年轻士兵，他“不需要沉湎于那些年的创伤”，“但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现代全球人道主义的诞生地，我确实需要承认，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极大地帮助了我，使我克服了战争经历带来的创伤，并重新融入了正常社会。”

莫桑比克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方索强调，日内瓦公约是“我国在 1977 年至 1992 年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的道德灯塔和法律指南针”。他继续说道：“公约中所倡导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不仅指导了冲突各方的行动，也指导了那些不知疲倦地努力减轻莫桑比克人民苦难的人道主义组织的行动’。”

来自东道主瑞士的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将这一历史性里程碑与“令人担忧”的国际背景进行了对比。“全球有 120 多起武装冲突，”他说。“苏丹最近几天就在附近举行了停火谈判。还有乌克兰、也门和中东，这些只是目前多边主义和国际法都无法避免、更不用说解决的冲突中的一小部分。”

卡西斯先生呼吁各方加大力度支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他坚称国际人道主义法“不能只是写在良心纸上的权利，甚至也不能是地图上的权利；必须有行动的权利。我们的声音必须足够强大和有说服力，才能让回声响彻战场。”

虽然论坛听到一些国家主张豁免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战争限制，但米尔贾娜·斯波利亚里克·埃格尔坚持认为，许多国家公然无视《公约》，“没有理由庆祝”。埃格尔女士坚持认为，各国应利用“其影响力和权力”，使独立、中立的人道主义行为者能够履行其职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还强调，现代战争性质不断变化，这对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社会限制其影响的努力提出了另一项挑战：“各国必须确认，使用新的战争技术、人工智能、网络行动、信息行动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更具体地说，各国迫切需要制定一个规范框架，对自主武器系统施加一定的限制。”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蒂亚娜·瓦洛瓦娅指出，“即使《日内瓦公约》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遭到违反，它仍然具有根本重要性，因为《日内瓦公约》让我们能够提醒所有人，战争是有规则的，战争也是有界限的”。瓦洛瓦娅女士强调，会员国、联合国和国际日内瓦继续致力于发展国际人道法，以及日内瓦讨论和采取行动的其他“重大全球问题”，从数字治理到裁军，从卫生到人道主义事务、可持续发展等等。

日内瓦研究生院国际法教授安德鲁·克拉彭 (Andrew Clapham) 表达了各方的广泛呼吁，要求各国政府加大对国际人道法的参与，他告诉与会代表们，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不仅仅是别人可以处理的技术问题”。

他强调，确保平民得到保护或援助人员能够获得援助不应该只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人道主义工作者或红十字会的责任。“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应该成为为和平与安全而工作的国家代表的日常工作内容；认真对待有关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报告将使你走上和平和预防冲突的道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席法律官兼法律部主任科尔杜拉·德勒格（Cordula Droege）发表了更为积极的看法，她坚持认为“每天，即使是在世界上最为严酷的冲突中，国际人道法也在无数情况下得到尊重”。

她强调，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往往没有得到报道，“确实挽救了生命、维护了尊严并确保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几十年来，毫无疑问，《日内瓦公约》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